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经济向何处去

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经济向何处去

尽管自2011年起，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便卸去全部职务，但仍被认为在新加坡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、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。虽然世人对其褒贬不一，但大多数人承认，李光耀在长达52年对新加坡的实际治理中，将这个昔日英国殖民统治下混乱、落后、经济结构单一的要塞兼港口，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和最繁忙的海运交通枢纽之一。2013年该国人均收入达到历史性的5.5万美元/年，高居世界第三位。在许多人眼里，新加坡的崛起和经济繁荣，都系于李光耀之一身。如今李光耀“彻底退休”，新加坡真正进入“后李光耀时代”，这个岛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将会如何？

许多分析对“后李光耀时代”的新加坡经济表示乐观，不至于出现大的波折和起伏。李光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为新加坡营造了良好的法律社会秩序和经济市场游戏规则，奠定了新加坡的产业基础，继承者们只要萧规曹随，在经济上沿着李光耀时代划定的轨迹亦步亦趋走下去，就足以确保新加坡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平稳发展。

一些经济学家认为，李光耀生前高瞻远瞩，早早意识到新加坡将出现产业老化、劳动力资源不足等瓶颈，一方面力排众议积极引入“客工”和外籍移民，另一方面努力推动经济转型，谋求向高附加值产业发展，因此，未来至少10年内，新加坡作为全球领先金融中心、海空航运枢纽和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的地位将不可动摇。此外，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会给新加坡这个亚太金融中心带来更多商机，如今新加坡是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之一。

当然，对于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经济模式，国际间长期以来并非只有一边倒的掌声。最早“唱衰”的，是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、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·克鲁格曼，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不会长久。这位被戏称为“唯一靠写经济评论获得诺贝尔奖”者上述言论发表后就引发广泛争议，并被20年来新加坡经济实际表现证明为并不确切。另有一些观察家则认为，新加坡自1970-1990年持续20年的2%稳定增长，是和劳动力素质稳步提高、教育普及率上升，尤其和投资不断加大息息相关的，但这一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就显得难以为继，而不得不靠加大资金投入和大规模引进外劳来维持。

这些“唱衰”说固然随着1996年之后新加坡经济的“提速”而变成经济评论圈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，但业界仍有观点认为，“唱衰派”有一点并未说错，即延续数十年的“李光耀增长模式”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。新加坡本国公民劳动力价格已经高企，其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也近乎极限，而李光耀生前煞费苦心推动的产业升级、经济转型，投入产出比并不理想，近5年新加坡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，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旧模式———只不过承担昔日“吃苦耐劳”角色的变成了“客工”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新加坡中产阶级比例不断上升，他们对“李光耀治理”的接受或忍耐，是建立在自身收入不断上升、生活保持稳定基础上的，倘新一代领导人不能持续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，不能持久维持高福利，“客工综合征”就有可能影响新加坡经济。出生率的低下、劳动力成本的高企让新加坡变得越来越依靠“客工”。1980年90%新加坡居民是新加坡人，如今仅为63%，若局面不改变，2030年新加坡外籍居民人数将超过本地人。由于“客工”承担了繁重劳作，薪水低、劳动时间长且强度大，已引发了巴士司机罢工等多次“客工”罢工潮。

此外，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、中国的门户闭塞，和新加坡及李光耀的左右逢源，而这些优势在当今及未来似乎正在减弱：一如前新加坡贸工部长拉维农所言，北京和上海正让新加坡相形见绌，且这种局面正在蔓延，如今仅中国比新加坡还大的城市就多达13个，其中许多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惊人，劳动力也比新加坡便宜得多，不论作为中转港、物流枢纽或金融中心，新加坡仍然具有一定优势和资本，但“一招鲜、吃遍天”的时代业已过去，届时这个幅员狭隘、人口密度却很大的城邦国家，还能维持今天的经济奇迹么？

事实上，新加坡经济即便在李光耀时代，也依然存在一些隐患，如福利成本过高，房地产市场被人为压抑，这些隐患在近几年已给新加坡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，一旦在“后李光耀时代”制约上述隐患的力量削弱，居住成本的上升、福利体系的凝滞，以及贫富差距的明朗化，都可能引发一系列麻烦。

3月25日，“后李光耀时代”第一份经济预测出台，2015年新加坡G D P增速预期从3.1%下调到2.8%，该预测指出：去年新加坡G D P增速为2.9%，低于预测值3%，而去年四季度增速仅为2.1%，低于预测值2.3%———值得一提的是，催生这份经济预测的21名经济学家，是由新加坡本土机构金融管理局(M AS)召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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